象这憔悴的老母亲大概已被生活折磨得焦虑和充满怨怼，可当我亲眼见证生活的苦把女人的同理心打得稀碎，仍旧让我十分无力和失落。
我站着没动，说：“我本来想报警的，知道你们家的情况后就放弃了，你们的情况我理解的，但也请理解一下我。我现在是录了音的，你们闹的、说的，我都录了音。”我拿出手机，轻轻晃了晃。其实我又撒了谎，我没录音。
“吓唬谁呢？谁还不会报警呢？出去！”
这时孩子的外公出来了，五十来岁的男人，身材高大，花白的短发，他劝住妻子，对我道歉，说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会注意的。”
女人紧绷的情绪好像因为我而找到了一个突破口，指着我大喊：“你出去，出去！我要报警了！”
我往后退，不再看她，也不再看轮椅上那个可怜的孩子妈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对男人说：“麻烦您协调一下。我也有困难。你们白天怎么闹都可以，闹到这时候真不合适了。”
男人说：“好的好的。”
“出去！”
男人训斥她：“你这人就这样，对谁都这么说话！”
“咱家有病人，这女的带细菌进来怎么办？！”
我离开，楼梯里回荡着我单薄的脚步声。对于我碰到的这个麻烦，我能做的都做了，解决不了也没必要再去纠缠了。理性提醒我，面对时刻处在崩溃边缘的人，我还是不要去当那最后一根稻草。
我第二天就去买了一对耳塞。而在这天的晚上，我已经开始条件反射似的等待噪音临近，焦躁地在客厅和卧室之间走来走去，不时抬头看看天花板。
“咚，咚，咚！”
皮球又在响了，我欲哭无泪，开始打开手机找租房信息，音煞无法化解，本姑娘只能一走了之。
“咚咚！”皮球又弹跳了一下，但好像被谁踩住了，然后，慢慢地，像石头沉进湖底，最终没有了声音。
我等到十二点，除了隐约的轮椅滑动的声音响了一会儿，不再有别的噪音。接下来的日子里也是如此。即便深夜有声响，也不是让我发疯的那种了。
那天上门沟通，并不是没有效果。
住在二楼，对安全问题也必须重视。
隔壁吕爷爷家被盗了。深夜，老两口在卧室睡觉，窃贼……
